南怀仁在日记中写道：“东方人的务实令我震惊。他们不关心灵魂是否得救，他们关心今年收成好不好、孩子能不能上学、生病了有没有大夫看。这不是愚昧，这是一种不同的智慧。”

他开始翻译欧洲的数学着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翻译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学生学得极快，“他们的算术基础比我想象的好。中国商人的算盘打得比法国数学家的笔算还快，只是他们没有把算术上升到理论。”

南怀仁后来在科学院讲了一堂公开课，讲的是几何证明。教室里挤满了人，有翰林院的学士、有工坊的工匠、甚至有几个穿着绸袍的商人。

课后，一个老翰林走到南怀仁面前，“先生，你这门学问，能不能用来算水渠的水量？”

南怀仁愣了一下，“理论上……可以。”

“那就好，”老翰林捋着胡子，“我们修了一辈子的水渠，全凭经验。要是能用你这门学问算出来，就不怕修错了。”

南怀仁笑了，他在欧洲从未见过有学者跑到教堂问数学能不能用来修水渠。

“这就是中国，”他在给罗马的信中写道，“他们不问上帝在哪里，他们问知识有什么用。这不是功利，这是务实。而务实，才是文明延续的根本。”

南怀仁在科学院讲完那堂公开课后，教室外面围了一群没挤进去的人。

他们趴在窗户外面，伸着脖子往里看。有人在记笔记，但因为离得远，只能看到南怀仁在黑板上画的圆和线，看不清字。

“那个洋人在画什么？”一个穿短褐的年轻人问旁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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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什么几何。”旁边的人也是一头雾水，“就是用线量东西的法子。”

“量东西？量什么？”

“什么都能量。方才那个老翰林不是说了吗，能算水渠水量。我修了一辈子水渠，全凭眼看手量。要是真能算出来，那可省大事了。”

年轻人想了想，然后挤进了窗户边的人群里。他叫王二狗，广州来的泥瓦匠，跟着商队到北京做工。听说科学院有洋人免费讲课，跑来看热闹。

他听不懂拉丁文，也看不懂黑板上的字。但他看懂了一样东西，南怀仁用一根绳子量了一段距离，然后在绳子上打了几个结，再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

“原来如此，”王二狗拍了一下大腿，“他是用绳子的长度来算面积！”

旁边的人被他吓了一跳，“你懂了？”

“我懂了，”王二狗兴奋得脸都红了，“我给人家盖房子，算地基面积的时候，一直是长乘宽。但房子不一定是方的，有的是斜的。我一直不知道斜的怎么算。刚才那个洋人画了个三角形。把斜的地基分成两个三角形，然后分别算！”

“用绳量底边，用尺量高度，底乘高除二，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两个加起来，就是整块地基的面积！”

他算出来的数字，跟他用老办法估的差了三成。老办法估少了三成。

“三成，”王二狗看着纸上的数字，“我以前给人家估地基，少估了三成。人家少给我三成工钱，我还以为赚了。”

第二天，他又去了科学院。这次他挤到了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