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灯光是惨白色的，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没有血色。空调出风口发出持续的低鸣，冷风顺着天花板的缝隙往下灌，带着一股金属管道里积年的灰尘味。

沈墨坐在审讯桌的一侧，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卷宗。他的手腕上还缠着纱布——昨晚被麻绳磨破的伤口，今早在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下，护士让他休息两天，他没听。纱布边缘已经渗出淡淡的血水，和皮肤粘在一起，每动一下都扯得生疼。

对面坐着方正阳。

从昨晚在停车场被铐上手铐到现在，不到十二个小时，这个人身上已经看不出任何狼狈的痕迹。他换了一身看守所提供的灰色囚服，但坐姿依然端正，脊背挺直，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像是在参加一场商务谈判而不是接受警方审讯。囚服的领口被他翻折了一下，露出里面白色内衬的边缘，整整齐齐的，仿佛这身衣服也是他的裁缝量身定做的。

他的身后站着三个人——三个西装革履的律师，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领头的那个沈墨认得，周建安，江城最贵的刑辩律师，据说从业二十年没输过一场官司。他的西装是深灰色的，袖口露出恰到好处的衬衫边，领带夹上镶着一颗小小的蓝宝石。站在审讯室里，他比方正阳还像这个房间的主人。

方正阳，沈墨开口，声音因为一夜没睡而有些沙哑，你涉嫌二十年前的陆家灭门案，以及近期的张建军、周德福、刘志强、赵国强四起谋杀案。现在给你机会，你有什么要说的？

方正阳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那个眼神让沈墨想起了昨晚在地下室里的场景——同样的居高临下，同样的不以为意，仿佛坐在审讯椅上的不是他，而是沈墨。

沈警官，方正阳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周建安立刻上前一步，把一份文件推到沈墨面前。文件用蓝色封皮装订，右上角盖着律师事务所的钢印，看起来比沈墨手里的卷宗还要正式。

沈探员，我的当事人在昨晚的慈善晚宴上遭到非法拘禁和人身攻击。周建安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法庭上做陈述，你们所谓的，没有出示逮捕令，没有经过正规程序，甚至动用了武装特警——对一个慈善晚宴的主办方。我已经向市检察院提交了控告书。

沈墨没有看那份文件。他盯着方正阳的眼睛。

你昨晚亲口承认了。沈墨说，在地下室里，你对我和苏念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说生意就是生意，你说我父亲死在一场交通事故里——你的原话。

方正阳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甚至微微歪了一下头，像是在认真回忆，然后露出一个困惑的神情。

沈警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地下室。他的语速不紧不慢，昨晚我一直在宴会厅招待客人，有三百多位嘉宾可以作证。至于你说的那些话——他微微摊了摊手，掌心朝上，手指自然地张开，也许你昨晚受了伤，记忆出现了偏差？我注意到你的手腕上缠着纱布。

沈墨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他知道方正阳在干什么。昨晚的录音设备被销毁了，地下室里没有监控，两个保安是方正阳的人——那段对话变成了他和苏念的一面之词，对上方正阳和三百个宴会嘉宾的证词，在法庭上根本站不住脚。

我的当事人要求立即释放。周建安说，你们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

没有证据？沈墨翻开卷宗，把一张打印出来的截图拍在桌上，纸张和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这是从李德明电脑里提取的通讯记录。你和李德明，二十年来每个月至少联系两次。这条——他指着其中一行，沈建国那边我已经处理了，不会再有问题。你怎么解释？

方正阳低头看了一眼那张截图，目光在纸面上停留了不到两秒，然后抬起头，脸上居然浮现出一丝困惑的表情——演得很像，如果沈墨不了解这个人，几乎会信以为真。

李德明？方正阳皱起眉头，我认识他，他是公安局的干部，我们在一些公务场合见过面。但这些所谓的通讯记录他转头看向周建安，那个动作自然得像是在董事会上征询法务总监的意见。

周建安心领神会，往前迈了半步，皮鞋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这些截图的来源是什么？从一台个人电脑上非法提取的数据，没有经过司法鉴定，没有公证，甚至提取过程本身就涉嫌违法侵入。我的当事人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表示严重质疑。

陈浩是在紧急情况下——

紧急情况？周建安打断他，嘴角带着一丝职业性的微笑，那种笑容沈墨在法庭上见过无数次——不是嘲讽，是一种经过千百次庭审打磨出来的、恰到好处的自信，陈浩探员未经授权进入李德明副队长的办公室，使用来路不明的破解工具打开加密文件——这本身就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由此获取的一切材料，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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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的太阳穴突突地跳。他知道周建安说的没错——至少在程序上，陈浩的做法确实存在瑕疵。紧急避险可以作为抗辩理由，但要在法庭上站住脚，还需要大量的补充论证。而方正阳显然早就算到了这一步。他大概在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盘算了——哪些证据有程序漏洞，哪些指控可以推翻，哪些人可以收买。这个人的脑子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转，即便戴着手铐。

审讯又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沈墨问一句，周建安挡一句。方正阳全程保持着那副无辜的、困惑的表情，偶尔配合律师说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有误会之类的废话。他甚至在中途要了一杯水，慢条斯理地喝完，把纸杯放在桌上，杯口朝下，像是在自己办公室里一样随意。沈墨注意到他喝水的时候小指微微翘起——一个常年端红酒杯养成的习惯，在看守所的纸杯上显得格外刺眼。

到最后，沈墨的嗓子已经哑得快说不出话了。审讯记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没有一句是有用的。

今天的审讯到此为止。他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方正阳也站了起来，整了整囚服的领口——那个动作自然得像是在整理西装领带。他看了沈墨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胜券在握的从容，像是一个棋手在对手走出一步臭棋之后的表情。

沈警官，他说，下次见。

沈墨没有回答，转身走出了审讯室。门在身后关上的一瞬间，他靠在走廊的墙壁上，闭上眼睛，用力呼了一口气。后脑勺抵着冰凉的墙面，那股凉意顺着头皮往下蔓延，让他昏沉的脑子清醒了一点。

走廊里的空气比审讯室好不了多少，带着一股消毒水和陈年烟味混合的气息。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光线惨白，照得水磨石地面泛着一层冷光。远处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含混不清地传过来，像是从水底冒上来的气泡。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安全生产宣传画，画里的卡通警察竖着大拇指，笑容灿烂得近乎讽刺。

怎么样？

苏念的声音从左边传来。她靠在走廊对面的墙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穿着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和黑色长裤，头发扎成低马尾。她的脸色不太好，眼下有淡淡的青黑——显然昨晚也没怎么睡。但她站在那里的姿态依然是沉稳的，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很久的树，根扎得很深，不会倒。

他什么都不认。沈墨睁开眼，声音沙哑，三个律师轮番上阵，把我们的证据一条一条地拆。通讯记录说是非法获取的，昨晚地下室的对话说是我记忆偏差——他甚至否认去过地下室。

苏念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她的目光从沈墨脸上扫过，在他手腕的纱布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意料之中。她说，方正阳不是那种会在审讯室里崩溃的人。他在商场上谈了三十年的判，比你见过的任何嫌疑人都难对付。你越是正面强攻，他越是滴水不漏。

沈墨苦笑了一下：你倒是看得开。

不是看得开，是早就想到了。苏念直起身，走近两步，压低声音。她身上有一股很淡的气味，不是香水，像是洗衣液残留的皂香，混着一整夜没睡的疲倦。沈墨，光靠昨晚拿到的东西，定不了他的罪。陈浩从李德明电脑里拷出来的通讯记录，程序上有硬伤，对方律师一定会死咬这一点不放。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

什么东西？

能直接证明方正阳参与灭门案的物证或人证。苏念说，不是间接的通讯记录，不是我们的口头指控——是那种摆在法官面前，谁都没办法否认的铁证。

这时候陈浩从走廊尽头跑过来，手里拿着两杯自动售货机的咖啡，一杯递给沈墨，一杯递给苏念。苏念摇了摇头没接，陈浩就自己端着，站在两人旁边。他的脸上还带着昨晚的疲惫，左边脸颊上有一道枕头印——大概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眯了一会儿，但眼神是亮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撑着。

沈哥，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耳朵。陈浩压低声音，那个姓周的律师确实厉害，但他说的也不全对。紧急避险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法院有自由裁量权，不是一定会排除的。

关键是要让法院认定当时确实存在紧急情况。沈墨接过咖啡，喝了一口，纸杯里的液体又苦又烫，烫得舌尖发麻，但他需要这个来保持清醒，而且光靠通讯记录不够。方正阳可以说那些短信是别人用他的号码发的，可以说是李德明单方面的记录跟他无关——他有一百种方式来狡辩。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有人经过，穿着制服的民警匆匆走过，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停留。远处传来审讯室铁门开合的声响，沉闷的，像是什么东西被关进了笼子里。

当年执行灭门的那些人，苏念突然开口，不可能全死了。

沈墨和陈浩同时看向她。

方正阳是个谨慎的人，苏念的目光落在走廊尽头的某个点上，像是在看一个只有她能看到的东西，他不会把所有知情者都杀掉。那样做风险太大，而且他需要留一两个人作为将来的筹码——万一哪天有人翻案，他需要有人替他顶罪，或者替他做事。活人比死人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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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有人还活着？陈浩问。

有可能。苏念说，我需要去查一些东西。

她转身要走，沈墨叫住了她。

你去哪？

苏念回过头，嘴角弯了一下，但笑意没有到达眼底：去找答案。有些事情，只有我能做。

她说完，快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走廊尽头的安全门在她身后缓缓合拢，弹簧铰链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沈墨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这个女人总是独来独往，把所有的计划藏在心里，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摊牌。她信任他，但只信任到一个边界——那个边界之外的东西，她谁都不给看。

沈哥，陈浩在旁边小声说，你说苏小姐靠得住吗？

沈墨没有回答。他把纸杯里剩下的咖啡一口喝完，捏扁了扔进垃圾桶。纸杯在塑料袋里发出一声闷响。

盯着这边，他说，方正阳的律师如果申请取保候审，第一时间通知我。

你呢？

我回去一趟。沈墨说，有个东西我需要再看看。

他说的是父亲的笔记。

沈墨的公寓在城东一个老旧的小区里，三楼，两室一厅，家具简单得近乎寒酸。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他摸黑上了三层，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不是紧张，是太累了。一夜没睡，加上审讯室里两个多小时的消耗，他的身体已经在发出警告。

门开了，玄关处堆着两双运动鞋和一双皮鞋，鞋面上落了一层薄灰。客厅里最显眼的东西是靠墙的一个铁皮书架，上面摆满了法律书籍和案卷资料，有几本歪歪斜斜地靠在一起，像是随时会倒下来。茶几上放着昨天没来得及收拾的泡面碗，面汤已经凝成了一层浑浊的薄膜，筷子斜插在碗沿上，像一面投降的旗帜。

他没有管那个碗，径直走进卧室，从衣柜最上层的一个旧皮箱里翻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已经发黄了，边角磨损得厉害，上面没有任何字迹。这是母亲去年搬家时从老房子的阁楼里翻出来的，说是父亲的遗物，一直没人打开过。母亲把它交给沈墨的时候，手指在信封上摩挲了很久，眼眶红了一圈，但什么都没说。沈墨半年前才拆开，发现里面是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父亲的调查笔记。

他之前已经看过很多遍了。笔记本的封皮是那种廉价的人造革，边角已经翘起来，露出里面灰白色的硬纸板。翻开第一页，右下角有一个圆珠笔画的小圆圈——父亲的习惯，每本新笔记本启用的时候都会画一个。笔记里记录的是父亲对红楼案的私下调查，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模糊了，但大部分内容还能辨认。父亲在笔记里详细记录了他发现的疑点：现场痕迹与入室抢劫不符、关键证人证词前后矛盾、李德明在案发后突然购置了新房和新车……

这些内容沈墨已经烂熟于心。但今天，他想再仔细看一遍。不是看那些他已经背下来的疑点，而是看那些他之前忽略的东西。

他坐在床边，把笔记本翻到最后几页。床头柜上的台灯只有一个亮度，光线偏黄，照在发黄的纸页上，让那些褪色的字迹更加难以辨认。他把笔记本凑近了一些，眯起眼睛。

之前每次看到这里，他的注意力都被父亲最后那段遗言吸引了——那段写给他的话，每次读都让他眼眶发酸。但这一次，他强迫自己跳过那段话，把目光集中在遗言前面的几行字上。

那是一个名字，写在页面的右下角，字迹比其他地方更潦草，像是匆忙间记下的。笔画用力很重，圆珠笔几乎把纸划破了——父亲写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定觉得它很重要。

王海涛。

旁边有一行小字，墨水颜色比名字浅一些，应该是后来补写的，字迹也更工整，像是经过了仔细斟酌：

王海涛，红楼案技术组，负责现场电子证据采集与处理。案发后两个月辞职，户籍迁出江城，去向不明。疑：非自愿离开。其掌握的监控原始数据是关键——如果原始录像还在，可以证明现场伪造。务必找到此人。

沈墨盯着这行字，心跳加快了。

王海涛。他在当年的涉案人员名单上见过这个名字，状态栏写的是下落不明。他一直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方正阳不会留下活口。但父亲的判断是非自愿离开，不是被灭口。

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可能意味着一条活着的线索。

父亲当年就已经想到了这一层。他查到了王海涛，查到了这个人手里可能握着的东西，但还没来得及找到他，就——

沈墨的喉咙发紧。他用力咽了一下，把那个念头压下去。

他继续往下翻。下一页是空白的，再下一页也是。空白的纸页上有一些淡淡的压痕，像是父亲曾经在上面写过什么，又撕掉了。沈墨把纸页对着台灯的光照了照，隐约能看到几个字的轮廓，但辨认不出来。

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父亲用不同于前面所有内容的、工工整整的楷体字，写了一段话。每一笔都很用力，横平竖直，像是小学生在描红本上练字。沈墨知道，父亲平时的字很潦草，只有在写很重要的东西时才会这样一笔一画地写。

小主，

沈墨读过这段话。不止一次。但每一次读，感受都不一样。

小墨，如果你看到这本笔记，说明爸爸已经不在了。

我知道你会当警察。你从小就说要像爸爸一样抓坏人，每次看到电视上的刑侦节目都看得入迷。爸爸很高兴，也很担心。这条路不好走，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

红楼案的真相，我已经查到了大半。但我不确定自己还能查多久。有些人已经注意到我了，我能感觉到。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希望你能继续追查下去。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些无辜的人。他们不能白死。

但是小墨，爸爸求你一件事——不要像我一样，把自己搭进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真相很重要，但你的命更重要。

爸爸相信你。不管发生什么，爸爸都相信你。

沈墨的视线模糊了。

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发现手背是湿的。窗外的阳光透过半拉的窗帘照进来，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投下一道斜长的光影。灰尘在光柱里缓慢地浮动，像是时间本身在流淌。

他想起十五岁那年秋天的那个下午。他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放下，就看到母亲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电话听筒掉在一旁，发出忙音的嘟嘟声。母亲的脸是灰白色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他喊了一声，母亲抬起头看他，眼睛里的东西让他的血一下子凉了——那不是悲伤，是一种更深的、更重的东西，像是整个世界在她眼前塌了下去。

殡仪馆里父亲的脸，苍白、安详，像是睡着了。左边太阳穴上有一块淤青，被化妆师用粉底遮住了，但沈墨还是看到了。他站在灵堂里，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掐出了四个月牙形的血印。周围的人在哭，在说话，在烧纸，声音嗡嗡的，像隔着一层水。他一滴眼泪都没掉。

十三年了。

他终于知道了答案。

父亲不是死于交通事故。父亲是被方正阳杀的。因为他查到了真相，因为他不肯闭嘴，因为他是一个好警察。

而那个杀了他父亲的人，刚才还坐在审讯室里，端着纸杯喝水，小指翘起来，嘴角挂着从容的微笑。

沈墨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双手覆在封面上，坐了很久。窗外传来小区里孩子们放学后的嬉闹声，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有人在楼下喊吃饭了，声音拖得很长。这些声音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正常的、平静的、父亲还活着的世界。

然后他拿起手机，拨通了陈浩的电话。

陈浩，帮我查一个人。王海涛，当年红楼案技术组的，负责电子证据。案发后两个月辞职离开江城，户籍迁出，去向不明。我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死是活。

王海涛？陈浩在电话那头重复了一遍，键盘敲击的声音噼里啪啦地传过来，好，我马上查。沈哥，你还好吧？你声音听着不太对。

没事。沈墨说，快去查。

他挂断电话，把笔记本重新放回信封里，放回皮箱，放回衣柜最上层。关衣柜门的时候，他的手在门把上停了一秒。皮箱的拉链没有完全合上，露出一截牛皮纸信封的边角，在衣柜的阴影里泛着暗黄色的光。

他把拉链拉好，关上了柜门。

同一时间，城西，一家连锁咖啡店的角落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