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的反应比沈墨预想的快。

电话是下午六点打的。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工作室里只开了前台那盏台灯，暖气片发出细微的水流声。沈墨靠在办公椅上，把手机切到免提，用了二十分钟把所有的线索从头说了一遍——宋远明的加密笔记、七起死亡、钱秀英的日记、伪造的签名、宋桂兰的证词。他说得很快但条理清楚，刑警队六年的训练刻在骨子里——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最大密度的信息塞进对方的脑袋里，这事不用想，张嘴就来。

周明在电话那头始终没有打断。沈墨能听到他偶尔深吸一口气，那种我接住了但容我消化一下的吸法，气流从鼻腔里进去，压了两秒才放出来。

说完之后，两头同时沉默了。

十秒。

暖气片咕嘟响了一声。

沈墨。周明终于开口了，嗓子比刚才低了半个调。你手上的东西——如果属实——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我清楚。

我要跟你把丑话说前头。你说的那些证据——钱秀英的日记SD卡、宋远明的U盘和笔记本、宋桂兰的口头陈述——这些东西只能当线索用，不够立案。真要立案，得有更硬的——法医重新开棺鉴定、毒物检测报告、银行流水的正式调取。哪一样都不是你一个民间调查工作室能搞定的。

我知道。

但你给了我一个方向。周明的语气变了，像换了一个人在说话——从接收信息的模式一下子切进了布局的模式。这样。我现在就启动一个初步核查。不走正式立案——先挂一个信访核查的名头，调明德中心近五年的死亡报告和相关卷宗。这个级别不需要通知当事机构，他们不会收到风。同时我安排韩冰从技术面追一下明远律所和明德中心之间的资金关联。

还有一件事。沈墨说。他的目光落在窗玻璃上——外面是黑的，玻璃成了一面镜子，映出他自己的脸，和身后白板上那些红色蓝色黑色交织的线条。我今天去找了宋桂兰。如果顾铭山那边还在盯着她——我今天上门这件事，可能已经暴露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沈墨能听到周明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你有多大把握他在盯着？

宋远明死之前在信里写过，他们在监控她。三个多月前了。监控有可能撤了，也有可能换了个形式。我拿不准。

从现在开始注意你自己的通讯安全。周明说，声音里多了一层沈墨很熟悉的东西——不是担心，是警觉。干刑侦的人不说这种虚词，他们说具体的操作。手机上不要再讨论案件细节。要紧的信息当面说，或者走韩冰的加密通道。

明白。

沈墨——还有件事。

你说。

你提到的那个名字——沈明远。周明把声音又压下去了一点，低到沈墨得把耳朵凑近手机才听得清。这个人——我听说过。不是在案卷里见过，是在会上。去年省厅开了一次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议，沈明远作为外聘专家上台发言。讲了足足半个小时，讲的是完善强制收治制度的必要性和法律框架。台下坐着省卫健委的人，省法院的人，省检察院的人。他讲完——

周明停了一下。

没有一个人提反对意见。

沈墨没有接话。

没有人反驳。一个精神卫生领域的学术权威，站在省级联席会议的讲台上，他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个领域里的。这种地位不是用钱能买到的，也不是靠哪条线上的关系能撑起来的——是几十年的论文、课题、会诊记录、政策咨询、学生门生一点一点垒出来的。要动这种人，光有勇气不行，得有证据。比山还重的证据。一座山不够，得有一座山脉。

知道了。沈墨说。我会注意分寸。

挂了电话，手机屏幕暗下去，工作室里一下子显得更暗了。台灯把光圈投在桌面上，光圈之外全是灰蒙蒙的影子。暖气片的水流声在安静的房间里被放大了，像一条地下暗河在墙壁背后流淌。

沈墨没有马上动。他坐在椅子上，两手十指交叉搁在腹前，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条老裂缝。裂缝从东墙角延伸到灯座旁边，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盯着那条裂缝想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白板跟前。

陆晚晴已经在更新信息了。她用不同颜色的马克笔标注——红色是已确认的事实，蓝色是待核查的线索，黑色是推测。白板上红色比一星期前多了不少，蓝色还剩一片，黑色在最上面孤零零地写着三个字：沈明远。

沈墨拿起一支红笔，在宋桂兰证词旁边画了一个勾。

周明的意思是先不动声色。他把笔帽盖回去。信访核查不通知当事人，能争取一段缓冲时间。

陆晚晴没抬头，她在笔记本上画一张简易的资金流向图。缓冲时间有多长？

看他那边核查的效率。快的话一到两周，慢的话一个月。

一个月太久了。

我知道。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暖气片又咕嘟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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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的调查结果在第二天早上九点零三分发到了加密邮箱。

文件很长，四十七页。韩冰做事的风格跟恒泰案那时候一模一样：不给结论，只堆数据。所有的数据按时间线排列，每一条后面附注出处和可信度评级——A级是公开可查证的，B级是交叉印证后高度可信的，C级是单源信息待验证。四十七页里没有一句主观判断。

沈墨和陆晚晴并排坐在前台的长桌前看。桌上摊着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显示邮件正文，一台开着电子表格做同步标注。窗外是灰白的天，一月的省城已经阴了半个多月。陆晚晴从保温杯里倒了两杯热水，一杯推给沈墨。水面上飘着一片枸杞叶——她最近不知道从哪儿养成了这个习惯。

沈墨喝了一口，烫嘴。他放下杯子，往下滚动页面。

第一部分是顾铭山的个人档案。

顾铭山，一九七二年出生，省城人。一九九零年考入省城大学法学院，一九九四年毕业，同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先后在省城三家律所做过民事和家事方向的律师，从业十余年，口碑不算好也不算差——就是那种不出头也不掉队的中游选手。二零一七年自己出来单干，注册了明远律师事务所，定位是家事法律综合服务。

韩冰在这一段后面用红色加粗标注了一个信息——顾铭山一九九零到一九九四年在省城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同届同学名单里，有一个名字：许正则。

沈墨的手指在触控板上停住了。

许正则也是法学院的？他皱了一下眉头。

不全是。陆晚晴伸手指着韩冰的注释。你看这里——许正则是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双学位，法学加临床医学。九十年代读双学位的极少，他先念了四年法学，又念了五年医学。后来放弃了法律方向，走了临床。但他跟顾铭山在法学院同班同宿舍待了四年。

同班四年。大学同学。睡上下铺的关系。

然后一个成了律师，一个成了精神卫生机构的院长。二十多年后，两个人的路重新交到了一起——交汇点是一条吃人的流水线。

沈墨把这段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说什么，继续往下看。

第二部分是资金流向。

韩冰追踪了明远律师事务所二零一七年至今的对外支付记录。他能通过合法渠道拿到的信息有限——税务公开数据、企业年报、司法拍卖的关联信息——但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已经足够画出一条清楚的线。

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六年，明远律所每年向两个固定账户打钱：

账户A：每年十二到十八笔，单笔金额一万到五万不等。持有人——杨维光。年度汇总大概在四十万到六十万之间。

账户B：每年六到十笔，单笔金额五万到二十万。持有人——明德心理康复中心的对公账户。年度汇总大概八十到一百二十万。

沈墨盯着这两行数字看了十几秒。杯子里的水凉了，枸杞叶沉到了底下。

律所付给鉴定人和收治机构的钱——十年下来加在一起——他在心里粗略地算了一下。

给杨维光的大约五百万。给明德中心的大约一千万。陆晚晴已经在表格里算好了，数字就摆在屏幕上。再加上律所自己从客户那里收的代办费——按每个客户二十万估算，十年间至少经手二十四个客户——律所进账大概四百八十万。

沈墨抬起头看她。等一下。律所进四百八十万，往外付一千五百万？

付出去的是进来的三倍还多。差额哪儿来的？

陆晚晴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箭头，箭头从一个方框指向另一个方框。两种可能。第一种——客户直接把钱付给杨维光和明德中心，不走律所中转。律所只抽自己那份。这样的话律所账面上的四百八十万只是露在水面上的一角，底下的实际犯罪总金额可能是它的五到十倍。

第二种？

第二种——有人在往律所里灌钱。一个在律所上游的资金来源，通过律所往下游分发。这个人不出现在任何一张客户签约合同上，但他是整条线的出资人。

她说完没有接着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