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终，率尔以成一定之节奏，于喁呕哑，而谓乐在是焉，则蛙之鸣，狐之啸，童稚之伊吾，可以代圣人之制作。然而责之以“直温宽栗，刚无虐，简无傲”者，终不可得。是欲即语言以求合于律吕，其说之不足以立也，明甚。

朱子之为此言也，盖徒见《三百篇》之存者，类多四言平调，未尝有腔调也，则以谓《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诵，不复有长短疾徐之节。

乃不知长短疾徐者，阖辟之枢机，损益之定数；《记》所谓“一动一静，天地之间者也”，古今《雅》《郑》，莫之能违。而《乡乐》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参差之余韵。

特以言著于诗，永存于乐，乐经残失，言在永亡，后世不及知焉。岂得谓歌、永、声、律之尽于四言数句哉？

仅之《铙歌》，有有字而无义者，〔收中吾之类。〕《铙歌》之永也。今失其传，直以为赘耳。当其始制，则固全凭之以为音节。

以此知《升歌》、《下管》、《合乐》之必有余声在文言之外，以合声律，所谓永也。删诗存言而去其永，乐官习永而坠其传，固不如《铙歌》之仅存耳。

晋、魏以上，永在言外。齐、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参用古今，故杨广《江南好》、李白《忆秦娥》、《菩萨鬘》之制，业以言实永；而《阳关三叠》、《甘洲入破》之类，则言止二十八字，而长短疾徐，存乎无言之永。言之长短同，而歌之衬叠异，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阳关》矣。至宋而后，永无不言也。

永无不言而古法亡，岂得谓之古之无永哉？以理论之，永在言外，其事质而取声博；以言实永，其事文而取声精。文质随风会以移，而求当于声律者，一也。

是故以腔调填词，亦通声律之变而未有病矣。依之为言，如其度数而无违也，声之抑扬依永之曼引也。

浸使言有美刺，而永无舒促，则以《板》、《荡》、《桑柔》之音节，诵《文王》、《下武》之诗，声无哀乐，又何取于乐哉？

徒以言而已足也，则求兴起人好善恶恶之志气者，莫若家诵刑书，而人读礼策。又何以云“兴于诗，成于乐”邪？今之公宴，亦尝歌《鹿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