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方案是在工作室的白板前敲定的。

乔楠用红笔在白板上画出三条线。第一条，电子厂一号车间，主攻解救；第二条，马跃住处，同步控制；第三条，千帆互动总部，数据保全。三条线必须同时收网，误差不能超过五分钟。马跃的手机与千帆的服务器之间设有一条自动心跳线，一旦马跃在被捕前按下按键，千帆那边的日志就会自动触发清理脚本。

“他当过十一年辅警，深知被捕后手机会被第一时间搜走，所以他绝不会把清空数据的开关设在手机上。”乔楠用笔尖点了点第三条线，“开关在千帆的服务器里，是一个定时任务，每隔两小时自动执行一次。上一次执行是凌晨两点，下一次是四点。四点之前如果我们无法物理控制那台服务器，脚本就会自动跑完。”

“四点整。”

“三路同步。”

他把白板笔搁在桌上，看了一眼手机。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离四点还有五个小时。窗外巷子里的路灯亮了一整排。橘猫蹲在门前的台阶上舔爪子，舔完后将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眯着眼望向巷口，像是在等什么人。

乔楠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韩冰发来的消息：电子厂外围热成像已更新，地下室的六个人体热源位置未变，最里面那个蜷缩着的姿势也没有动过。乔楠看了一眼便按灭屏幕，没有回复。这个时候，多说一个字都是赘述。

周德胜是夜里十二点半赶到的。

他在服务区直接拦了一辆过路大巴。大巴并不进省城，但司机认识他——常跑这条线的货运司机，与周德胜在同一个服务区吃过无数次泡面。司机把他捎到了绕城高速出口，他凭着双腿走了四十分钟夜路，一路摸回清风巷。进门时，他身上还穿着跑车的工装，领口满是灰黑脏污，裤子膝盖处有一块新撕开的破洞，大概是下车时被铁皮挂的。可他手里那瓶矿泉水却一滴没洒。那是服务区买的，一路死死攥到现在，他自己一口都没舍得喝，那是留给小雨的。

这四十分钟的夜路，他走得极稳。急归急，可急也没有用。省城的夜路他走了二十年，闭着眼都知道每个岔口往哪拐。夜风泛着凉意，路边的大排档早已收摊，只剩烧烤架的铁皮在路灯下泛着冷光。他路过一家尚未关门的便利店，脚步停顿了两秒，想再买一瓶水，迟疑片刻还是没进去——手里这瓶够了，不够，他可以不喝。

“沈老师。”他立在门口没敢深进。工作室灯火通明，窗台上的白雏菊在夜风里微微摇曳。前台桌上还摆着何秀云留下的半锅绿豆汤，旁边是苏雪梅的笔记本、沈墨的钢笔，以及那枚刚从软木板上拔下来的黄图钉。

“小雨……有消息了没？”

沈墨站起身：“今晚，就今晚。你先坐。”

周德胜在前台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把矿泉水小心搁在桌角。随后，他从工装外套的内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那是纸质照片，不是手机里的电子档，五寸大小，边角早已起了毛，背面还残存着从相册上撕下来的胶痕。照片上的女孩五岁上下，扎着两个小揪揪，穿一条红底白点的连衣裙，赤着一只脚，大概是跑丢了鞋。她站在一片油菜花地里回头朝着镜头灿烂地笑，门牙少了一颗，漏着风。那是周小雨。

“她小时候爱笑，笑起来豁着一颗牙，自己一点不觉得丑。我跟她说小雨你牙掉了不好看了，她说不要紧，爸，它还会长出来的。我说人长大了牙就不会再长了，她说没事，那我就种一颗。”

周德胜把照片搁在桌上，用那双手指粗糙、常年握方向盘的手，一遍遍将翘起来的相角轻轻抚平。他的手有些发抖，倒不是害怕，而是开了一整夜车，肌肉还停留在引擎震动的余频里。

“她上小学时老师让写作文《我的爸爸》。她写：我爸爸是个开大车的，他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带我去吃小笼包。我同学的爸爸每天都回家，但是从来不给他们带小笼包，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最好。这篇作文老师给了八十五分，扣了十五分是因为跑题——题目叫《我的爸爸》，她写了一整篇的小笼包。”

“她妈走得早，那年她才十一岁。她妈走了以后，她就不怎么哭了。也不是真不哭，是不在我跟前哭，怕我瞧见了跟着难受。我每次跑长途出门，她都站在巷口送我，夏天冬天都一样。冬天穿一件红棉袄，冻得鼻子通红，手里攥着两个热包子，都是老张家的，一个粉丝的，一个豆沙的。粉丝的让我路上吃，豆沙的让我到了地方再吃。她说，豆沙的凉了也是甜的。”

他把照片轻轻推到沈墨面前。

“你看，她那个时候笑得多高兴，掉了牙也高兴。”

沈墨凝视着那张照片。照片里那个幼小的女孩还不知道，十几年后，她会被一家名为星耀传媒的公司，从超市收银台旁诱骗进一栋没有窗户的灰楼。她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主播”，有一种合同叫“月薪八千包吃住”，有一种锁叫电子密码锁，有一种笑叫“被扣了两千块钱之后还要笑”。那时的她什么都不懂，她只知道笑，笑得豁着一颗牙。

小主，

“她还活着。”沈墨沉声道，“电子厂的人找到了，乔楠把地方围了，四点钟破门。她就在里面。”

周德胜低下头，将照片翻过去，又翻过来，嘴里反复念叨着那两个字：“活着……活着……”这张照片在他工装口袋里揣了大半年，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每次跟小雨通完视频他就翻出来看，看一回，心里的疙瘩就拧紧一分。今天，那个疙瘩终于不用再拧了。

窗台上的白雏菊在夜色中轮廓模糊，只剩一道白蒙蒙的影子。周德胜把照片放下，拿起来，又放下。随后，他拧开那瓶一路死死攥着的矿泉水，自己一滴没喝，倾倒进窗台雏菊的花盆里。干涸的泥土将水吸进去，发出嘶嘶的细响，犹如烧红的铁块淬了水。做完这一切，他重新坐回椅子上，双膝并拢，双手规整地搭在腿上，一动不动——像极了在长途车站候车厅里等待末班车的旅客。车一定会来的，他知道，他只是等了太久，久到不敢再去听广播里的报站声。

陆晚晴端来一杯温水搁在他手边，没有多余的劝慰，只是在他斜对面坐下，默然相陪。

工作室的挂钟滴答走着，格外漫长。三点十几分时，周德胜突然打破沉默，问了一个与案情无关的问题：

“姑娘，你说人在那种地方待久了……出来还认不认得人？”

陆晚晴抬眼看他。

“认得。”她说，“可能需要慢一点。”

“多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