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总部二十六楼。

老邵带人推开法务外包团队的办公室门时，三箱“合规存档”刚好封箱完毕。盖章、编号、贴密封条，每一份材料都赫然标明《绝密·仅供内部法务使用》。里面充斥着钟诚过去三年间关于“技术中立”与“平台注意义务”的汇报原件，律师团队连夜将其整理成型，准备在四点半直接提交法院，试图将千帆撇得干干净净——“本公司对金盾安防的违法行为毫不知情，灰色流量系金盾独立操作，平台已尽合理注意义务。”

纸箱还没来得及运走，老邵已将搜查令重重拍在箱顶。

“这些不用你们交了，我们替你们交。”

外包团队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边眼镜，领带歪斜，桌上三杯浓缩咖啡纸杯叠成了小塔。看见搜查令时，他连手都没抖一下——并非心理素质过硬，而是此类脏活见得太多，早已麻木。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语气专业得像是在确认合同条款：“需要我们配合什么？”

清晨五点。

天边泛起第一道灰蓝色的晨光，从省城西山方向漫过来，漫过电子厂的铁皮屋顶，漫过千帆二十六楼的落地玻璃，也漫过城北老旧写字楼的窗户。金盾安防磨砂玻璃门上，“文明经营户”的铜牌在晨风中微微晃荡。

工作室里，沈墨的手机骤然响起。

他接通，乔楠的声音从震动膜里传出：“沈墨，人找到了。活着。”

沈墨将手机搁在桌上，按下免提。

周德胜猛地站起身，双腿剧烈发软，却又硬生生站住了。他双手死死撑着桌沿，不小心撞翻了那杯凉茶。茶水顺着木质桌面的纹路漫开，一滴滴砸向地板。他顾不上去擦，只是颤抖着贴近手机：

“能……能让我看看她不？”

这句话是对着手机说的，声音仿佛从极深的井底一截截拽上来，字字句句都带着泥土的沉重。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凝滞。乔楠的呼吸声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极为微弱、气力不足却吐字无比清晰的声音：

“爸。”

工作室瞬间归于死寂。外面的市井杂音——街角笼屉的汽笛声、树梢的鸟鸣、电脑风扇的嗡嗡声——仿佛全被隔绝在了一张厚重的水膜之外。

“爸……我出来了。”

周德胜嘴唇剧烈蠕动，却没有发出声音，只有一口憋了大半年的浊气猛地吐了出来。他用双手将手机死死贴在耳畔，浑身发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轻得不能再轻，生怕声音大一点，电话那头的人就会碎掉：

“爸在这儿……别怕。”

窗外，天彻底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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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树叶在晨光中泛着翠绿，一层层推开暗沉。橘猫从台阶上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轻盈地走到桌脚边，蹭了蹭周德胜的裤腿。窗台上的白雏菊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纯白，第一缕晨曦打进房间，映照在软木板上的那排黄图钉上。

沈墨从盒子里捡出一枚绿图钉，将代表周小雨的那枚黄图钉拔下，把绿色的重重按进同一个孔眼里。随后，他拿起茶杯旁属于丹丹的那枚黄图钉——前天张桂芳拔下来放在这儿，说等女儿清醒了亲自钉上去。沈墨在掌心攥了许久，冰凉刺骨，他没有替她钉，只是将其放回原处，摆正针尖。

那一枚依然是黄色，但旁边这枚已经变绿。总有一天，会轮到她的。

沈墨拿起红笔走至白板前，在标有“007”的红圈上划下一道重重的斜杠，并在旁写下两个字：活着。

写完，他回头望向巷口。老张头的蒸笼在五点半准时冒出白汽，蒸腾了半条街。这条巷里的人做的都是最笨的事：写笔记、择豇豆、跑大货、半夜出摊、凌晨烧水，或是将自己的旧棉被裹在刚从地下室救出的姑娘身上，对她说句“别怕”。可正是这些笨人做的笨事，将那些差点被彻底“处理”掉的人，一个一个接了回来。

橘猫跳上窗台，衔起一片掉落的雏菊花瓣，又轻盈跃下，将花瓣稳稳搁在沈墨的笔记本封面上，宛如献上一朵花。

沈墨靠在椅背上，指尖转着钢笔，默然无语。苏雪梅从电子厂赶了回来，在前台旁坐下，将一个封好的证物袋轻轻放在桌上。袋子里是一小片折断的指甲盖，是在电子厂地下室铁锈床头捡到的。与401室那张铁架床如出一辙，在同一个角度，抠出了同一行字：我想回家。

以前，这行字是用指甲生生抠出来的；今天，铁门是用手铐钥匙打压开的。

案子破了，人救回来了，但最硬的那层壳依然横亘在前。钟诚的律师团队赶在四点前准备好了全套“不知情”文件，试图将所有刑事责任推给金盾安防与前辅警马跃。三箱纸质材料，每一页都有钟诚签署的“合规”“降权”意见，如今被封进千帆法务部的防弹玻璃柜里，准备在法庭上伪装成“合理的商业判断”。乔楠扣下了服务器，但纸上的字并不在服务器里，而在辩护律师的攻防策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