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而《四库全书荟要》被视为《四库全书》的精华版，收书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九千九百余卷，开本和装帧与《四库全书》完全相同。该书共誊抄两部，一部存放于宫内御花园中，一部存放于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

如今，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不存。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则在战火中损毁大半，经基本补齐后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多种，共计七万九千多卷三万六千多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其中经部以儒家典籍为主，包括四书五经等等十类；史部以史书为主，包括正史、别史、杂史、时令、地理等十五类；子部以诸子百家为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道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小说家等十四类；集部则以诗词歌赋为主，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这五类。

国学大师季羡林评价《四库全书》是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功在千秋。全书约十亿字，是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四十四倍，在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也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这座东方文化的金字塔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在古籍整理方、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给后世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从此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它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

乾隆帝专门为该书建造南北七阁，极大体现了文化的尊严和价值。

《四库全书》是举世罕见的文化瑰宝，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因为乾隆帝“寓禁于征”的指导思想，它的编纂和整理过程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以政治标准人为割裂历史、割裂中国文化，将传统典籍分为着录、存目、禁毁三个层次，使这次举全国之力、耗时耗资巨大的文化总结，也变成了一场传统文化的浩劫。凡被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或篡改。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一边保存了三千多种书籍，另一边销毁了三千余种书籍共计十万部左右。其中全毁的约两千种，抽毁的约四百种，多数都是举世难求的孤本和善本。

这只是乾隆帝销毁书籍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他在位六十余年，共计焚毁禁书达到惊人的七十余万部。仅1782年一年，就在浙江销毁五百八十余种书籍共计约一万四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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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焚毁书籍，清政府还对大量明朝的文献和档案进行了销毁。乾隆一朝共计销毁了近一千万份明朝档案。

明末文化巨子黄道周、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文献着作均被列入禁书，因这些书流传甚广禁止不绝，后来便稍稍放宽政策只做篡改和删减而不予销毁。至于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人的作品，则是坚决查禁不予留存。

与此同时，该书的编修过程中，强调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政权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又把一般儒家着作放在子部之首，却将富有民主色彩和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以及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戏曲小说统统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编修官们认为西方现代科技是异端之术，有意识的不予收录，这些举措显然遏制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

不仅汉族图书被销改，涉及少数民族的图书也难以幸免。各地进献的图书中，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书籍也统统被销毁或删改，尤其胡服、胡人等字样，那是一定是要改掉的。

不少人认为，清廷编修《四库全书》实际是进行了一次文字大清查，借此取缔了一切非议满清统治的文字、书籍，这是一种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鲁迅先生曾批评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他甚至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使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乾隆帝命四库馆臣按应刊、应抄及应存三个类别删销书籍的诏令，出于公元1776年。

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经济学巨着《国富论》，由此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而在更遥远的美洲大陆，《独立宣言》正式发布，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7月4日，成为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就在这一年，乾隆帝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标志着川西彻底纳入清政府版图。这次战争的胜利，被乾隆帝列为“十全武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