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推搡，最后……有人动了手。

当林启华赶到时，国子监明伦堂已经一片狼藉。书案翻了，典籍散了，几个学生和老儒生脸上都挂了彩。

更可怕的是，围观的人群中，那些眼神——不是看热闹的眼神，是迷茫的、愤怒的、不知该信谁的眼神。

千百年来，读书人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的是圣贤书，求的是功名路。可现在，突然冒出来一种“新学”，不教仁义礼智信，教怎么算力，怎么造机器，怎么……赚钱。

而且学新学的人，真能赚钱——西山工厂的那些“工程师”，月俸是知县的三倍。那些会操作新式机器的工匠，比私塾先生挣得还多。

那……我们寒窗苦读十几年，图什么？

价值观，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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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林启华头疼的，还是地区失衡。

御案上摊着十二道的年度奏报，数据触目惊心：

沿海三州（江苏、浙江、福建），因优先建设港口、工厂，去岁赋税增五成，人口流入百万。

内陆九道，虽然也推广新农具、新作物，但增长缓慢，甚至有两道（甘肃、贵州）因人口外流，赋税反降。

富的越富，穷的……相对更穷了。

“陛下，”内阁首辅小心翼翼地说，“长此以往，恐生民变啊。江南的工人月钱三两，甘肃的农民一年都挣不到三两……这差距太大了。”

林启华盯着地图，盯着那些被红笔标注的“重点发展区”和蓝笔标注的“滞后区”，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

他想起父皇笔记里的一句话：“工业化的代价，是农业社会的解体。”

现在，他亲眼看到了。

机器吃掉了工匠的饭碗，工厂吸走了农村的劳力，新学动摇了千年的道统。

而他，这个年轻的皇帝，要在这片解体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帝国。

太难了。

深夜，慈宁宫。

萧清月没有睡，她在等儿子。当林启华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来时，她正在煮茶——不是宫女煮，是她亲手煮。小火炉咕嘟咕嘟响，茶香混着药香，在暖阁里弥漫。

“母后，”林启华跪坐在母亲对面，声音沙哑，“儿臣……快撑不住了。”

萧清月倒了一杯茶推过去：“说说。”

林启华把这三天的糟心事一一道来：失业的工匠，争吵的学子，失衡的地区……

他说了很久，说到最后，声音哽咽：“儿臣知道该改革，知道该进步，可是母后……这代价太大了。大到……儿臣不知道值不值得。”

萧清月静静听着。等儿子说完，她才缓缓开口：

“启华，你知道你父皇当年开国时，最难的是什么吗？”

林启华摇头。

“不是打仗，不是筹粮，不是安抚降臣。”萧清月说，“是……让人相信，他建立的这个新朝，和旧朝不一样。”

“那时前朝刚亡，人心惶惶。你父皇说‘均田免赋’，地主们骂他‘乱祖制’；说‘废奴为民’，贵族们骂他‘坏纲常’；说‘科举取士不论出身’，世家大族恨不得生啖其肉。”

“但他还是做了。”她微笑，眼中闪着怀念的光，“因为他知道，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成了。”